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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国理政的重大原创性论断，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基本遵循和根本指导。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反映了我国民族工作发展变化的趋势，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民族工作需要，反映了各民族的迫切愿望，体现了社会发展规律性和人民群众主观选择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工作实践的有机统一。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拓展和丰富，也是对西方民族理论和实践的全面超越。
一、以“天下一家”超越西方种族歧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有自身独特的历史，解析中华民族的历史，就不能套用西方那一套民族理论。”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的根子是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服务于帝国殖民扩张与民族国家建构。从16世纪开始，西欧宗主国出于对殖民地统治的需要催生出民族学这个学科。西方的人类学民族学从一开始就以研究所谓的“野蛮人”为出发点，即非基督徒非白人的有色人种，以便控制少数族裔、维护殖民地宗主国的地位。他们建构了所谓的“普世文明”话语体系，在内部搞同质化的“民族大熔炉”，在外部则将殖民侵略美化为给“野蛮人”带去文明。二战后，种族主义声名狼藉，西方人类学民族学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不再把少数族裔视为“野蛮人”，而是将其美化成未经现代文明污染的“桃花源”，开始高喊“多元文化主义”。可几十年下来，多元文化主义又陷入困境。因为白人至上是刻在骨子里的傲慢，族裔优越更有其或隐或显的制度屏障。以族划界，历史族裔化、身份族裔化和族裔政治化，是西方族裔政治关系及其民族学理论发展的基本线索；无论是大拼盘式、马赛克式、大熔炉制度、同化制度或多元文化主义，都受到普遍质疑和批评。与之不同的是，中国自古以来就始终坚持不以人种、宗教和地域来区分人群，更强调文化认同、社会和谐；始终坚持“天下一家”“四海兄弟”“协和万邦”的理念。
在民族事务治理方面，中西差异尤其显著。西方民主的“少数服从多数”往往造成“多数人的暴政”，少数族群的地位总体上长期处于社会边缘，种族主义、白人至上在西方根深蒂固，外来移民、少数族裔在阶层固化的社会中权利难以得到保障，在资本逻辑和金钱选举的民主中更缺乏话语权。中国的民族政策和民族事务治理从来不搞“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平等对待每一个民族、重视实现和保障少数民族权益。西方选举民主使多数欺凌少数，中国协商民主使少数得到尊重；西方选举民主让少数永远是少数，中国协商民主强调“一个也不能少”；西方民族国家是“你归你、我归我”的大拼盘，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家庭。
二、以大一统观念超越西方冷战思维
比较中西国家观念，其历史演化和政治走向殊异。西方重军事征服和王国分立；中国重文化浸润和国家统一。2300多年前，中国从百国林立的春秋战国逐渐走向秦朝大一统；同期的希腊从极盛走向裂变。秦汉王朝定型了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实行郡县制，统一文字、货币和度量衡等，促进了各族群的经济文化交流，对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维护国家统一具有巨大历史作用。同期的罗马帝国虽然横跨欧亚非三大洲，但只是完成了军事征服而没能实现政治文化统一。1600年前，中国经360多年的五胡入华与南北地方政权的据地而治，各少数民族统治者不仅发展本区域的经济和文化，更致力于主动承继中华道统，以问鼎中原、遵从儒学为正统，各民族相互影响、广泛交往，不断演进形成了多族群交融的隋唐大一统王朝。同期的西罗马遭受蛮族入侵之后，被打散成一大堆封建小邦国，即使后来出现过昙花一现的大国，但终究没能再聚合。
“大一统”政治理念在中国根深蒂固，而在西方，无论希腊还是罗马，始终没孕育出“大一统”和共同体的政治文化。直至近代以来经历人类历史上血腥惨痛的两次世界大战，西方国家反思教训，终于走上了促进经济一体化、建立欧洲共同体的道路。但限于政治上的冷战思维和假想敌情结，军事上的地缘政治战略和同盟对外思路，使构建共同体的努力难免故步自封，难以主导人类发展方向。